摘要：身處戰國的孟子，是對三代以來文化傳統有著堅定自信和強烈文化擔當的典范性人物，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孟子“好辯”體現了深刻的文化自覺，意在立足三代文化闡明德政民本思想，說服執政者推行仁政；孟子“言必稱堯舜”體現了強烈的文化自信，體現了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所持有的堅定信念，以堯舜為代表的先賢成為孟子思想學說的文化之源。而“舍我其誰”的氣概則體現了孟子堅毅的文化擔當精神，因而有“性善論”及“仁政”學說的創新。在孟子身上展現出來的由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進而產生的文化擔當精神，適可成為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凝聚人心力量、構筑新時代文化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富營養。
關鍵詞：孟子；文化自信；文化擔當；文化傳統；傳承創新
研讀《孟子》會發現，孟子是一位對三代以來文化傳統有著堅定自信和強烈文化擔當的典范性人物，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孟子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擔當，突出表現在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尊崇和肯定；表現在他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大力弘揚和積極踐行；表現在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力所持有的堅定信念。可以說，堅定的文化自信和強烈的文化擔當精神，是孟子思想和修為的鮮明標識之一，是他留給后人豐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夫子好辯”的文化自覺
《孟子·滕文公下》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對于為何“不得已”而好辯，孟子引證歷史先賢推動社會由亂到治的典故闡明自己的理由：自堯命大禹治水，百姓得安居；商紂時，天下大亂，周公輔佐武王伐紂滅商，天下大悅；春秋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討亂賊等，所以他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一言以蔽之，他之所以“好辯”，就是為傳承“三圣”先賢的優良傳統，以端正世風、解決混亂的社會問題。這充分展現出他對上古三代傳統文化堅定的自信和高度的責任感，展現了他對理想、信念的追求及積極參與文化實踐的現實指向。
在先秦諸子中，孟子的“好辯”有其獨特性。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以善辯看，并非孟子一人?！稇饑摺酚涊d的蘇秦、張儀，就在他們的合縱連橫活動中，滔滔不絕，最善雄辯。例如：“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天下之雄國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愿大王稍留意，臣請奏其效。’”（《戰國策·秦策一》）其目的很明確：你只要信任我，讓我來執相印，就能統一天下。他離開秦國來到齊國，又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戰國策·秦策一》）到楚國，同樣如此渲染?？梢?，縱橫家游走各國之間，說辭如出一轍，為求取功名利祿，千方百計以合縱、連橫之策來說服各國君主，以自己被任用為目的。他們的雄辯很難與文化自信掛起鉤來。又如，名家學派圍繞名實之辯，表現出高度的善辯才能。名家學者田巴號稱“齊辯士”，他在稷下學宮“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但這種辯士很有些為辯而辯的詭辯家色彩，對歷史上五帝、三王等明君先賢的輝煌業績，不以敬畏之心崇尚、學習、效法，只是順手拈來，作為辯駁對手、取勝辯論的談資而已，與孟子基于傳承文化的雄辯有本質的區別。
孟子的好辯有幾個突出特點。
其一，立足三代文化闡明德政民本思想。孟子辯論，重點依據三代以來形成的人文傳統，闡發自己的德政民本思想。如針對齊人伐燕之事，《孟子》書中四章都有記載。《梁惠王下》記載：齊人伐燕，取得了勝利，齊宣王問孟子：“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意思是說：齊、燕都是大國，我攻打了五十天才把燕國占領了，單純靠人力是難做到的（說明這是上天的意志）；我如果不占領它，上天必然會懲罰我（意謂讓孟子支持對燕國的占領）。孟子馬上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以鮮明態度表明了他的民本、仁政主張。第11章又記載了孟子與齊宣王關于伐燕的對話。針對“諸侯將謀救燕”的嚴峻形勢，齊宣王問策于孟子，孟子讓他向商湯學習：“誅其君而吊其民。”并辯析說：當初，燕之國君虐待百姓，你來征伐，老百姓認為你是從水火中拯救他們，所以都歡迎你來；現在你占領他們的國土，殺他們的父兄，囚禁他們的子弟，毀壞他們的宗廟，搬走他們的國寶，這怎么能行呢？你還是趕快發布命令，放掉俘虜，返還國寶，為燕國老百姓多做好事，選一位優秀國君扶上位，然后趕快退兵，才能制止各國興兵討伐你。而在《公孫丑下》第8章中，他又與齊國大臣沈同辯論可不可伐燕問題，提出為正義而戰，可；為占領，不可。在《公孫丑下》第9章中記載：燕國人起來反叛、抗爭，齊宣王感到無顏見孟子，齊大夫陳賈為其開脫罪責，孟子又與陳賈進行了一場大辯論，并以周公東征為例，說“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提出齊宣王應像周公一樣“過則改之”，糾正伐燕錯誤。就伐燕這一重大事件，孟子與齊國君臣的四次論辯，其核心不僅圍繞事件來闡明他的仁政、民本學說和主張，而且在論辯中常常例舉商湯、周公等歷史先賢的愛民賢德，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榜樣和思路提出，這足以見其傳承和弘揚三代文化傳統的鮮明立場。
其二，選擇辯論對象重在讓其推行仁政。在孟子看來，為了捍衛、弘揚三代文化傳統，為了弘揚孔子學說，為了宣傳、推行他的仁政、民本、性善等思想主張，他是隨時隨處可辯的。而他選擇的辯論對象，主要是有權力的當政者，這里面包括國君，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文公等；包括王者之師，如滕文公的老師冉有；還有王者之子，如滕定公的兒子滕文公。滕文公在做公子時，孟子就常和他辯論；當國君后，仍是辯論的主要對象之一。此外辯論對象還有大夫、邑宰、朝臣、武將等等。當然，孟子與朋友、客人甚至家人、學生也不放過辯論的機會，但孟子辯論的對象主要是當政者和握有權力的人，目的在于讓他們接受其思想，推行仁政。
其三，辯論技巧高超，方式不拘一格。孟子的辯論有問答式、爭辯式，也有自述式、獨論式。孟子辯論技巧高超，表現在主動出擊、引發辯論、導引辯論主題的能力上。如《孟子·梁惠王上》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把話題一轉，主動將談鋒引導到他的仁政主張上來，與齊宣王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孟子見梁惠王時，正好在一個池塘邊，梁惠王問：“有道德的人也像蟲魚鳥獸一樣快樂嗎？”孟子在順勢肯定惠王之語后，將話鋒一轉，馬上以《詩經》之語引證周文王和夏桀正、反兩個方面的例子，來說明文王與民同樂才是真樂，夏桀只求自己享樂，讓老百姓恨到要與其同亡的地步，最后歸結：“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梁惠王上》）細讀《孟子》一書，無論與何人在何種場合辯論，孟子都能萬變不離其宗，因勢利導，將話題轉移到宣傳他的主張和弘揚上古三代優秀傳統上來。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的“好辯”，多發生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內外，這對推動戰國之世的諸子百家爭鳴，推動三代文化傳承和儒家思想傳播，起到了其他諸子難以企及的巨大作用。
其一，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錢穆說：“扶植戰國學術，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繼則齊之稷下。”戰國初期，魏文侯以大夫之位，三家分晉，立為魏君，頗能勵精圖治，禮賢下士，開戰國諸侯養士尊士之風。他尊孔子弟子子夏為師，任用田子方、段干木等孔門后學及吳起、李克、西門豹等法家人物實行改革，在位五十年，使魏成一大強國。當時的魏國確是戰國初期一個人才匯聚之地，但并未形成諸子百家學者匯聚爭鳴的學術中心；況且魏處中原征戰之地，文侯去世后，國力漸衰，魏君忙于征戰，地位不穩，人才匯聚中心地位即漸次陵夷了。考察戰國學術發展的歷史，能夠成為諸子百家爭鳴中心，且存在時間最長、規模最大、成果至豐、影響深遠的，當屬齊國的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創始于田齊桓公（午）之時的齊國故都臨淄，歷田齊六代國君，直至秦統一，存世150余年，是戰國之世唯一的學術爭鳴中心，當時幾乎所有學派都在稷下參與了學術爭鳴。郭沫若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 并說：“齊國在威、宣兩代”“曾成為一時學者薈萃的中心，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的。”根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記載：稷下在齊威王時期（在位36年）初興，齊宣王時（在位 19年）達到極盛，師生人數多至數千人，各派學者被封為上大夫者就有76人，這些學者可以“不治而議論”，即專事教學、研究、爭鳴和議政，使稷下成為最早的國辦大學堂、學術研究中心和參政議政的高端智庫。
其二，孟子曾久居稷下學宮，是稷下諸子爭鳴的推動者、領導者。在稷下爭鳴的興盛時期，孟子成為了稷下的領袖人物，參與和導引了稷下諸子百家爭鳴的繁盛景象。錢穆曾詳引《孟子》等豐富資料，考定“孟子游齊當在齊威王二十四年前，……孟子去齊當在齊威王三十年后。”這應是孟子第一次游齊，這時稷下學宮已聚集淳于髡、鄒忌等學者，形成初興之局。而從《孟子》一書看，孟子在齊國的活動主要在齊宣王時期。楊伯峻等學者認為在齊宣王二年孟子就到了齊國 ?！睹献?middot;公孫丑》記載：“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說明僅在宣王之世，孟子就至少兩次到齊國，如果將孟子在威、宣時期三次到齊國的時間總合計算，至少要二十年以上，而這正是稷下學宮的興盛時期。
其三，孟子在稷下學宮居領袖地位。一是官居卿位?！睹献?middot;公孫丑下》：“孟子為卿于齊……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明確記載了孟子在齊曾官居卿位。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王把稷下的其他著名學者都封了上大夫，而對孟子則封了更高一級的卿位，可見孟子在稷下實高居領袖地位。二是備受尊崇。在稷下先生中，與齊宣王直接辯論最多的人是孟子，且宣王對孟子執弟子禮，對孟子的指責甚至批判，都是洗耳恭聽，至多“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梢?，孟子在齊是備受國君尊重的。三是待遇最優。孟子到齊國，“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浩浩蕩蕩，前呼后擁；而在他離齊時，齊宣王為了挽留他就許愿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孟子·公孫丑下》）即在京城中最好的地方給孟子建造宮室，許以萬鐘糧食，養其弟子?！睹献?middot;滕文公下》還提到：“前日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這些記載，都反映出他在齊國享受著最優厚的待遇。以孟子之“好辯”，逢稷下之盛時，居稷下之長久，有力推動了稷下諸子爭鳴局面的形成。
二、“言必稱堯舜”的文化自信
《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言稱的“堯舜”，是中華文明史上眾多圣王先賢的代表，是三代文化傳統的標識和符號。孟子以對中華文明堅定的文化自信，深信從中國上古歷史文化傳統中能夠找到解決當下問題的答案，因而，在他滔滔不絕的論辯中，常常信手拈來堯、舜以及眾多古代先賢的故事、業績和精言妙語，來回答問題、抒發己見，闡明觀點。以堯舜為代表的先賢，成為孟子思想學說的文化之源。“言必稱堯舜”是他對中華傳統文化有堅定自信的展現，體現了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所持有的堅定信念。《史記·孟荀列傳》說：“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即是說在戰國時期，列國間的要務是合縱、連橫，是靠武力解決問題，以攻伐決定勝負，獨有孟子在傳承、弘揚以唐堯、虞舜為代表的早期文明和夏商周三代文化。堯舜及三代之德，即是指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孟子認為，“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無論為君、為臣，都應該“法堯舜”。足見孟子對三代文化傳統抱有的堅定信念，敬慕先賢、尊重歷史，弘揚傳統，傳承文明，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特色。
其一，研讀典籍、博通古今。孟子對于中華民族歷史的尊崇，來源于他對中華歷史文化典籍的深入學習和研究，來源于他對中國歷史文化有透辟的理解和把握。通讀《孟子》可以感知他歷史知識極為豐富，對歷史知識、歷史人物皆信手拈來。在《公孫丑上》孟子與公孫丑的一篇對話中，就提到了22個歷史人物。他對于中華歷史文獻可以說是博覽群書，胸藏萬卷。趙岐《孟子題解》說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在《孟子》一書中，他與人對話，順口征引《尚書》就有38次之多；征引《詩經》達35次之多。由此可見，他對中國歷史典籍文獻的學習、研究，確實到了學以致用，融會貫通的程度。
其二，立足現實，批判繼承。孟子對傳統文化保持一種吸取精華、剔除糟粕、為時所用的批判精神。這首先體現為他善于總結三代以來的優秀文化傳統，并不遺余力宣傳、弘揚?！睹献?middot;離婁上》記載他總結三代的歷史經驗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即是說得天下之基，在于行仁政；失天下之因，在于不行仁政，國家的興廢存亡都在是否行“仁政”之中。孟子正是從對優秀文化傳統的研究和深入探討中，提出了“仁政”是國運興衰的決定因素。孟子還具體總結了堯舜和三代的治國經驗?！睹献?middot;梁惠王下》記載：齊宣王問孟子何謂“王道”，他說：“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他總結周文王的興國之道來引導齊宣王：對老百姓種糧，要多種少取，九分抽一；對優秀官員，要子承父祿；在貿易市場上，要嚴督查，不收稅；老百姓可以自由、隨便打漁，政府不要干涉；對犯罪者，不制裁家庭，一人犯罪一人當?？傊?，行仁政、順民心、得天下。他還說，文王治天下，特別注重鰥、寡、孤、獨四種人，這是天下最窮困無助的人，文王則發政施仁，首先照顧好這四種人?？梢娒献訉炐銈鹘y文化的吸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是立足現實、注重細節，針對性強、具體可行的。孟子對待歷史文化、歷史人物，并非一味贊揚，而是采取批判繼承、揚善抑惡的態度。在《孟子·梁惠王下》中，齊宣王問他，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王，是否真有其事？如果做臣子的殺了國君，這樣做合適嗎？孟子說：那種殘害仁愛的人應該稱為賊；殘害道義的人應該稱為殘；像桀和紂這樣的人不能說他是國君，稱他們獨夫民賊也就是了。周武王殺的是獨夫民賊殷，而不是犯上作亂！可以看出，孟子對待歷史人物是有鮮明立場的，即褒揚賢圣，鞭撻暴君，體現出批判繼承歷史傳統文化立場。
孟子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都是立足當下，意在為治國者從理論和實踐上樹立榜樣，提供歷史的警戒。這在《孟子》里面還有很多事例。如《孟子·離婁上》提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強調如果只是喊著說要來傳承堯舜之道，卻不去實施仁政，那就不能平治天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弘揚傳統，要付諸實踐行動，將那些優秀傳統的歷史經驗，吸收到我們今天的治國理政當中來。
其三，信念堅定，矢志不移。孟子堅信：“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意思是說，只要認真遵照古代先王的治國理政經驗來做而不能成功的，還從來沒有過。他是用夸張的語言，強調將歷史的經驗作為豐富的營養來吸收。他還反復強調：“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認為治國理政而不去吸取先賢的成功經驗，是不明智的。他還在《孟子·離婁上》中提到：“規矩，方圓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怎么樣做國君，怎么樣做臣子，只要看一看堯和舜，就知道了，并說如果不是按照舜對待堯的方式，來對待你的國君，那你就不能叫敬國君；如果不是按照堯治理天下的辦法來管理老百姓，那就叫戕害老百姓了?？梢钥闯觯献邮侨嫖v史上的治國經驗來匡正時弊的。
孟子還注意從多個方面挖掘優秀的傳統文化為當代人們樹立榜樣。他筆下的古代圣人并不僅僅是堯、舜，還包括品行高尚賢達之人。如《孟子·盡心下》有言：“圣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意思是說，古代的這些圣人，是后代永遠的老師。伯夷和柳下惠，就是這樣的榜樣。那些再貪得無厭的人，只要向伯夷學習，他也會清廉，再懦弱的人也會有堅強意志；聽了柳下惠的節操故事，刻薄的人也會厚道，心胸狹窄的人也會寬厚；他們在遙遠的古代奮發有為，百代以后，聽其事跡，沒有人不為他們所振奮，所感動的。孟子在這里是批判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一再強調向先賢學習，吸取歷史經驗，匡正時弊，解決當下問題?？梢哉f，著眼當前，批判繼承優秀文化傳統，以古鑒今，古為今用，是孟子對待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個立足點。
三、“舍我其誰”的文化擔當
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這是孟子在齊國碰壁落魄、主張難以推行、理想難以實現無奈而離齊的路上，弟子充虞勸他不要心情低沉、怨天尤人時說的話。這段話字數不多，卻內涵豐富、意義深刻。
其一，深入探討文化發展規律體現高度文化自覺。孟子縱觀歷史，深為中華文明的輝煌燦爛和連續不斷、堅韌永恒的特質所感染，由此他從歷史的發展中探討出一個規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他堅信每五百年就會出現一個英明的圣君先賢來撥亂反正，傳承文脈、繼往開來，弘揚傳統，形成文明盛世。這實際彰顯了孟子在困頓、艱難時期仍對中華文明懷有堅定的信念，并深入歷史的深處，自覺總結、探討出由亂到治的發展規律，以此強化對歷史文化傳統的自信。
其二，由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他認為，按照規律，自周初到現在，已經超過五百，按現在時勢情況看，也到了出現圣君賢臣的時候了，而自己生逢其時，正是復興三代歷史文化傳統的大好時機，他為此充滿了信心。
其三，由文化自信到文化擔當。面對諸侯割據、天下大亂的時局，孟子認為要以天下為己任，只有自己才能擔當起救世的歷史重任，實現治平天下、再創文明盛世的宏偉目標。而且他堅信，除了自己，別無他人，充分體現了孟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和振興民族文化的歷史責任感。確實，孟子也以堅定不移的文化自信和百折不撓、昂揚向上的人生態度，宣示說：“吾何為不豫也？”（《孟子·公孫丑下》）即我有什么不愉快的呢？展示了孟子高尚的人生境界。
將孟子這種人生理想、處世哲學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放在孟子時代來看，更顯其精神可貴與偉大?！妒酚?middot;儒林列傳》載：“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數百年后，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也有大致相同的具體描述：“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從孔子時代的禮崩樂壞，到孟子時代的“天下并爭”，一百余年間，諸侯分裂割據，各諸侯大國效勝于戰場，以武力決定勝負成為通行的政治法則。在文化上，儒學因孔子去世，弟子離散，呈衰減之勢，到孟子時代，則進一步遭受挫折以致被廢?？鬃泳幎ǖ摹对姟贰稌贰兑住贰抖Y》《樂》《春秋》等珍貴文化典籍，受到輕賤和埋沒。而諸子百家學說蜂起，驚世駭俗，甚囂塵上，很少有人再來學習傳承孔子學說了。只有孟子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帶頭煽起一股清新的學術風氣。正是在文化傳統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孟子堅定地站出來，以“舍我其誰”的精神，承擔起維護、傳承、弘揚優秀文化傳統的重任?！妒酚洝贰段男牡颀垺吩谠u價孟、荀時，用了“獨”“唯”二字，很值得細品。莊子有言：“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莊子·在宥》）孟子在逆境中敢于獨往獨來，承擔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精神，是最難能可貴的。
孟子“舍我其誰”的文化擔當突出表現在他對儒家思想理論體系的開拓創新。
一是性善論。這既是他對儒學的傳承與創新，也是他整個思想理論建構的倫理基礎。天人合一、德配天地，這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主干理念。以“述而不作”著稱的孔子也把道德與天命結合起來，認為“天生德于予”（《論語·述而》）。對于人性，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強調“為仁由己”（《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即通過主觀努力而達到“仁”的至善境界。但孔子并沒有說清楚善性的來源，以及如何努力去獲得善性。孟子則為這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理念在哲學上找到了源頭——性善論。孟子明確提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意思是：善，是人生來就有的本性，就像水向下流一樣。人一出生沒有不善，就像水沒有不向下流是一樣的。孟子提出了“四端”之說，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各種道德修為，千變萬化，都從心上來，即在每個人的心。孟子還以天人合一的哲學立場支撐其性善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孟子·盡心上》）人的善性，是上天賦予，存于人心。從這種理論基礎出發，孟子提出了保有善性的途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這種浩然之氣，是在人心中長期積累正義感自然產生的，并不是偶然從外面得來的。每個人只要正心誠意，善性自然保有，美德自然擴充，因而人人都可達到至善理想境界，“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孟子從道德起源到道德的修養方法，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既有哲學理論根基，又落實到每個人的心性修養和行為上來，這為復興三代以來的文化傳統在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對仁學的創新。仁愛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形成了一個以仁愛治國的優秀傳統。“仁”是孔子儒學的核心?！墩撜Z》中仁字出現了109次，孔子對仁的內涵進行了集中總結、闡發，充實、拓展。孟子對孔子極其尊崇，以孔子私淑弟子和繼承人自居，他首先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學。一方面他將仁與義結合，大大提升了“仁義”的道德實踐理性。正如朱熹在《孟子序說》中引程頤之言：“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另一方面，孟子提出了仁政學說，總結、豐富、發展了“仁”的歷史內涵，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據戰國時代的社會實際提出了仁政的主張，并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層面，闡釋了其豐富內涵和具體實施方案。
《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保民而王”這一仁政的主旨和核心內涵，又提出了若干施行仁政的具體方案，如“尊賢使能”“制民之產”等。孟子認為：“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老百姓如果沒有固定的財產，就會四處游蕩，那就什么事情也會發生了；而現在老百姓的資產，對上不能贍養父母，對下不能養活老婆孩子?？梢钥闯觯献拥娜收W說有非常強的針對性。孟子還提出了仁政的具體方案，也就是實現那個時代“小康”社會的具體措施：“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家家栽桑養蠶，老百姓可以穿上綢緞的衣服；六畜興旺，老人可以每天有肉吃；有百畝之田，按時去耕作，八口之家就不會忍饑受餓了。在老百姓豐衣足食的基礎上，“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前言物質生活上的富足；后則強調衣食無憂之后，創辦學校來進行道德的教化。他認為：讓老百姓過上富足的小康生活，得到老百姓的一致擁戴，這樣的人必定統一天下！
其實，孟子在文化、理論上的創新是多方面的。概言之，孟子是從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營養，立足時代現實，站在優秀文化傳統新的至高點上進行理論創新?？鬃觿摿⒌娜寮覍W說，正是經由孟子的繼承弘揚和創新發展，其理論體系才得以極大的豐富和完善，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孟子也由此成為儒學最主要的創始者、傳承者和發展者。我們說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偉大的思想家、儒學大師，正源于他在儒學理論和文化上的創新。
孟子文化自信與文化擔當精神，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歷史借鑒和重要啟迪。《孟子》最后一篇記載孟子話說，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從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其間都有賢哲輔佐圣王成就了由亂到治的大業。緊接著他以呼喚的語氣說：“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他認為從孔子到今天已經一百多年了，離開圣人的年代也還不遠，距離圣人的家鄉又這樣近，難道還沒有繼承的人？孟子這里以自問未答，實不言自答的話語，歷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輝煌燦爛的發展過程，將傳承文明的歷史責任當作自己的使命，這是夫子自道，也是啟迪后世來者，要勇擔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的歷史責任。在孟子身上展現出來的由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進而迸發出巨大文化擔當精神，是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凝聚道德力量，構筑新時代文化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富營養，值得我們學習傳承，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