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域文化的差異對人的影響重大，并會進而影響到作品的風格，這一觀點古已有之。孟子也提出“知人論世”的觀點，指出了解作者置身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是研讀作品的前提。人們多把孟子的成就歸因于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的影響，而對孟子置身的地域文化，卻極少關注。然而，不了解孟子所處的地域文化，就無法深入了解《孟子》。故而，本文從孟子與其所身處的地域文化關系入手，尋找鄒、魯文化對孟子的影響作用。
關鍵詞: 孟子；鄒魯；淵源
地域的差異影響人的性情與觀點的轉化，并會進一步影響到作品，這種觀點古已有之?！抖Y記·中庸》載孔子曾區別南北方差別稱：“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2]。《史記·貨殖列傳》分析齊、魯之間的差別曰：“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 [3]。作品與地域文化的關系，長期以來也為人們所重視?！段男牡颀?middot;物色》把地域對文學的影響稱為“江山之助”：“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4]。相關文學史，也以地域的不同、時勢的變異，來解釋文學乃至文化的差異和轉變：“自古鄒魯多鴻儒，三楚多秀士，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慷慨。山西出將，山東出相。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故南人好文，北人尚質……蓋西北多山岳，東南多川澤。北方氣候嚴冷，風物蕭索，古重氣節，故理勝于詞；南方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俗尚紡靡，故文過平意。” [5]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或是脫離孟子所置身的社會環境把握文本，或是把孟子的一些特質簡單地歸因于時代文化的造就，對影響孟子思想、文學特征生成的地域文化的影響，卻鮮有關注。而孟子生長與游歷的齊魯地區又是戰國時代的文化重心，當時的魯國，號稱“周禮盡在魯”；當時的齊國，建立稷下學宮，吸引諸子百家，成為百家爭鳴的中心?？梢哉f齊魯文化主導著當時的時代文化走向，而孟子又是受地域文化影響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要探討孟子的成就，忽視了孟子與區域文化的關系，是很難達到深入的。
《孟子》中曾提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這種觀點對后世的作品分析深有影響。“知人論世”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所謂“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文學作品是作者創作的產物，作者的生活閱歷、性格氣質等會對作者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產生直接的影響。而“論世”，則指出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與作者所處的時代、地域等社會大環境密切相關。雖然“知人論世”的觀點已經被廣泛用于文學批評和鑒賞領域，然而，對于提出這一觀點的孟子本人的知人論世，目前依然存在著不足之處。故而本文從地域的角度入手，來探討孟子與鄒魯的關系。
一、孟子家世與鄒魯淵源
所謂“鄒魯文化”，實則是“鄒”、“魯”兩種文化的并稱。關于魯文化，據《齊魯文化考辨》的觀點，是產生于魯地的地域文化形態，有其獨特的文化模式和價值體系，“基本上是周代社會文化形態的延續。” [6]而鄒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的鄒地文化。戰國時期鄒、魯雖是兩個國家，但因兩者地理位置相近，所以文化構成極為相似。孔子之孫子思在鄒地的講學，又進一步加速了鄒、魯文化的融合，因而從戰國時代開始，“鄒、魯”便被頻頻并稱，被視為同一種文化現象，如《莊子》中有“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7]的說法；漢代《史記·貨殖列傳》：“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 [8]《漢書·韋賢傳》：“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異于他邦。” [9]明代碑刻《重修廟垣記》載：“鄒實古邾，密邇魯邦。乃鄒國亞圣公所生之里，號稱詩禮之鄉。” [10]從上述記載也可以看出，鄒魯文化并稱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鄒魯地區普遍有“好儒”、“備禮”、重視“禮義”的特點，而這恰恰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特點。因此后世所言的“鄒魯”文化，多是用來指代早期的儒家文化，而魯地的孔子和鄒地的孟子則被推舉為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這種理解無可厚非，鄒魯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正是經過孔孟之手而得以弘揚天下、流傳后世的。不過，這一觀點，也使得人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即孟子的言行思想，實則是鄒魯文化孕育下的產物，孟子不僅是鄒魯文化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同是也是鄒魯文化的重要傳承者。
孟子為鄒人，已成定見。不過孟子與魯地也有極深的淵源，《孟子》中并沒有明確指出其與鄒、魯兩地的關系，只是曾提到孟子的出生地距離孔子所在的魯國非常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11]（《孟子·盡心下》）以及孟子喪母而歸葬于魯地[12]。歷代注釋者往往通過對孟子宗族世系和籍貫的認定，來確定孟子與鄒、兩地魯地的關系。主要有魯人居鄒、鄒為魯邑和鄒魯密邇三種說法。
其一，魯人居鄒說。以趙岐為代表，認為孟子是魯國公族孟孫的后人。他在《孟子題辭》說：“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后，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 [13]焦循《孟子正義》對此作了進一步地解釋：“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為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為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于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后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為氏，宜為孟孫之后，但世系不可詳……” [14]這種觀點的影響是巨大的，趙岐之后，多有采用此說者：唐代杜寶《元和姓篆》：“孟敬子生滕伯，滕泊生廖，廖生孟軻。” [15]今人錢基博：“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后也。” [16]
在孟子家譜、專門的志孟之書以及當地的碑刻記載中，也均采用這種說法， 如《孟子世家譜》載：“桓公生莊公、次慶父、叔牙、季友是為三桓，世執國命，慶父初稱仲孫，后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子孫因以孟為姓，禮大夫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并稱也。” [17]根據《左傳》、《國語》的記載可以推斷，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庶兄孟孫慶父為孟子的十二世祖。這種說法在淵源上肯定了孟子與魯國的關系，并具有很大的現實可能性。“魯在春秋后期以至戰國之初，如孔子所說，由于‘陪臣執國命’，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而且“三代之姓，于今為庶” [18]的情況在當時很普遍?；蛟S由于上述原因，孟子的先人遷居鄒地。如果孟子先祖為魯人一說成立，結合孟子歸葬其母于魯的情況看，其先人應遷鄒不久。
其二，鄒為魯邑說。這一說法雖然承認孟子是鄒人，但同時又強調鄒地屬于魯國，對孟子與魯國的關系，給予了地域層面的界定。
元朝程復心在《孟子年譜》中持此觀點：“《史傳》云：孟子鄒人，如云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卞武城鄒，皆魯邑也。……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鄒非本國。” [19]認為在地域上鄒是魯國的一個城邑，所以孟子本為魯人。錢穆先生支持程氏的觀點并作出進一步解釋：“今按程氏辨孟子魯人，非鄒人，其說似是。……戰國皆以鄒魯并稱，其地既密邇，故曰“鄒與魯閧”。或孟子鄒人，而其地卻屬魯……” [20]譚氏貞默《編年略》更持其說云：“鄒為魯下邑，即《說文》所稱孔子之鄉，叔梁紇所治地。……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 [21]，也是旨在表明孟子是魯國人。
其三，鄒魯密邇。即便認為鄒、魯非一國者，也不得不承認兩國之間關系密切，最終也得出孟子為魯人的觀點：“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 [22]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后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23]明代碑刻《重修廟垣記》：“鄒實古邾，密邇魯邦。乃鄒國亞圣公所生之里，號稱詩禮之鄉。” [24]
以上所論雖然各有側重，但是卻均在不同層面上肯定了孟子身世與鄒、魯兩地存在著密切的淵源聯系。不過歷代學者的研究，雖傾向于在地域淵源上揭示出了孟子與鄒魯的關系，但也多止步于此，而對于孟子與鄒魯文化更深層的關系，較少關注。
二、孟子對鄒魯文化的見證
孟子與鄒魯兩地關系密切，不僅表現在家世淵源上，同時鄒魯地區也是孟子一生生活和活動的主要場所。
鄒魯地區的活動占據了孟子生命中的多半時間。學界普遍認為，孟子在四十歲之前一直生活在鄒魯地區。在其游歷生活開始之前，已經小有聲名，曾講學于鄒魯之間。孔令源的《孟子年譜》就載有孟子三十五歲左右，樂正克等人請為弟子，“萬章、徐辟之徒俱來學，弟子益進”的情況[25]；在其周游列國的過程中，又有多次返回鄒魯的記載；孟子晚年結束游歷回到故鄉“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 [26]，在鄒魯地區終老?？梢?，鄒魯地區是孟子學術生涯的起點，也是其最終的歸葬之地。雖然《孟子》一書關于孟子在鄒魯地區的活動所記不多，并且他的政治活動也并不盡如人意。但是，孟子卻是鄒魯地區文化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
（一）在鄒“一言悟主”
孟子生于鄒，其政治生涯也是從鄒開始，盡管《孟子》書中語焉不詳，但是后世研究者多傾向于孟子的政治生涯始于鄒?！督浟x考》引譚貞默《孟氏編年略》提到，根據當時的禮節要求，士人的游歷生涯應當從本國開始：“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后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 [27]在周廣業的《孟子四考四·孟子出處時地考》中對此給出了肯定的觀點：“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穆公舉之為士。孟子乃傳贄為臣，得見于公。會于魯閧，有司多死者，公問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 [28]
但是，由于孟子在鄒的相關記載較少，《孟子》中亦很少提及。孟子在鄒時與任、曹等處距離鄒國較近的小國的貴族也有所交往。關于孟子在鄒的情況也多是從這些記載中找到的，如：“然友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滕文公上》），“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告子下》），“（曹交）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愿留而受業于門’”（《孟子·告子下》），“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孟子·告子下》）等。這說明孟子在鄒國的時候還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由于孟子游歷的次序先后等問題，先賢辯者甚多，因此這幾次在鄒的記載是否出于一時尚難給出定論。唯一較為確定的是，孟子在鄒的政治活動并不多。
《孟子》書中真正提到的關于孟子對于鄒國的政治建議僅見一條。孟子的政治生涯中，對一國產生重要影響的例子也恰恰在此，即孟子對鄒穆公的批評：“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針對鄒穆公的疑問，提出了其仁政的觀點，認為：“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下》）盡管《孟子》中并沒有記載這次談話的影響。但是，孟子的話顯然是對鄒穆公產生了很大的作用，賈誼《新書》、劉向《新序》均載鄒穆公實行“仁政”的故事，尤以《新書》記載較詳：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毋敢以粟，于是倉毋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飬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粟乎，鳥茍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朞年而后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29]
鄒穆公用這種方法施仁政于民，并提出：“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吾何擇”的觀點。穆公所行的仁政也與孟子的建議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焦循《孟子正義》認為：“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從賈誼的相關記載來看，鄒穆公的變化與孟子的規諫是有一定聯系的。并且從鄒國人對穆公的推崇來看，鄒穆公施行仁政的事情也確實發生在孟子勸諫穆公之后。這種記載恰恰是對孟子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今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下》）兩句的最佳詮釋。
（二）在魯“不遇魯侯”
雖然戰國時期，魯國的地位已經大為下降，齊國的地位明顯上升，但“魯國是保存周代禮樂文化最完備的東方中心” [30]，再加上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條件，對魯國，孟子也不可避免的表現出了他的向往與關注。
但是，魯國顯然不是他推行仁政的合適場所，在宗法嚴苛、“尊尊親親”的禮樂文化氛圍下，“私淑諸人”的孟子并未得到相應的重視。他不具備文化上的先天優勢。如魯平公將見孟子也是因為樂正克的幫助：“克告于君，君為來見也。”并且這種行為被臧倉打著“禮義”的名義阻止：“君所為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后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梁惠王下》）在各國均以得士為寶的戰國時期，魯國的君臣仍然難以做到對士人的尊禮。并且因為孟子的“后喪踰前喪”， 固執而教條地否定了其賢士的地位?；蛟S正是因此，魯繆公才得到了孟子的不斷稱贊。這種情況在孟子對慎子的批評中再次表現出來，孟子對任命慎子為將軍一事表示反對卻被慎子不留情面地粗暴反駁：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孟子·告子下》）
由于孟子沒有機會見到魯國國君，他對魯國的政治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政治影響，《孟子》書中可見的關于魯國的相關記載也不太多：分別是孟子反魯歸葬其母、魯平公將見孟子以及孟子對用慎子為將軍的批評。他對魯國的政事的關注只能以評論的方式表現。孟子的學生樂正克在魯國為相，卻也可以算作是孟子思想的一種傳播方式。孟子對于魯國的影響，只能通過他的學生間接施行，所以當聽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的消息時，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孟子·告子下》）
盡管孟子在鄒魯兩地的活動并不盡如人意，但是孟子卻對鄒魯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并贏得了當地人的極大尊崇，甚至而因此改變了當地的風俗。由于孟子在冬至那天去世，人們為了紀念孟子取消了賀冬之禮，并因此成俗流傳至今。“是日為冬至，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31]并且，雖然崇禮尚義本身就是鄒魯文化中的構成因素，，然而因為這種文化曾靠孟子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故而人們最終把鄒魯文化中崇尚禮義的特點歸結到孟子身上，如金代趙伯成在《重修鄒國公廟記》就曾提到鄒地的文化中重視禮義的風俗，是受到孟子影響的結果：“吾鄒魯之鄉親被圣教之久，俗尚禮義”。[32]
三、鄒魯文化對孟子的影響
孟子不僅僅是鄒魯文化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最關鍵的是，孟子也是在鄒魯文化的沾溉下而成長起來的，不僅其本身的言行舉止就已經帶有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他的成長過程也受到了鄒魯文化的深刻影響。孟子的師道承傳、對《詩》、《書》儒家經典的重視等，均是鄒魯文化沾溉的結果。首先，孟子成為孔子之學的接續者，正是鄒魯文化影響的結果：
鄒、魯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成為當時的文化重鎮，尤其是魯國，在諸國之中歷來享有教育上的特權，春秋時期“惟魯得立四代之學”；隨著春秋后期的“文化下移”，禮樂傳統興盛的鄒魯兩地又成為私學興起較早、成果較為顯著的地區。據《荀子·宥坐》記載，與孔子同時的“魯之聞人”少正卯就曾在魯講學，甚至造成了孔子門下“三盈三虛”的局面。
不僅如此，魯國還是儒學的發源地，也是儒學影響最深厚的地方。不僅孔子弟子，孔門后學修習孔子學說，宣傳儒家主張，而且魯國的民眾也都服膺儒學，一時之間形成崇儒、重儒的風氣?！痘茨献?/font>·齊俗訓》說：“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 [33]盡管在魯國也出現了反對儒學的聲音，如春秋時期的少正卯以及戰國時期的墨家學派。但無論是就其產生還是就其傳播而言，儒學在魯文化中都占據了很大的比例，《莊子·田子方》有“舉魯國而儒服” [34]的記載。
而孔子之孫孔伋到鄒地講學，則更是對孟子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讈常肿铀?，曾在邾國即鄒地講學，并留有子思講堂故址。元代劉泰在《中庸精舍書籍之記》中對于子思講堂的記載正證明了這一點：“鄒乃孟子之鄉國也，斯地乃子思倡道傳心處也。” [35]根據有關孟母三遷的記載，孟母最終選擇了一個“真可以居吾子”的地方，而“徙舍學宮之旁”。這里的學宮，便是子思講堂。對此，元代潘迪在《子思書院新廟之記》曾有明確記載：“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 [36]明朝許彬在《重修子思書院記》也提到：“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 [37]目前在鄒城的遺存中，子思學宮和三遷祠位置臨近，其中子思學宮便是由元代在子思講堂故址處興建的“中庸精舍”改建而來。據孟母三遷的記載，孟母最后把家遷至學宮旁，這個學宮正是子思講堂，由此可見，孟母三遷就已然奠定了孟子與子思之間的學術淵源，使得孟子得到子思一派的浸染，為他對孔子、子思思想的接受和繼承奠定了基礎，也為他以后“繼往圣，開來學”，對孔子的思想承傳創造了條件。也正是因為孟子和子思學宮的特殊淵源，使得人們把孟子視為孔子思想最正宗的傳人：如陳慶偕在《重葺鄒縣述圣子思子廟記》提到：“昔子思講學于此，孟子因得親受業于其門。……其三遷秉母教之日，即受業子思之日，或無疑也。” [38]唐大章的《重修中庸精舍記》有言：“昔韓退之序堯舜以來學脈，直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然孔傳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則洙泗脈絡也……” [39]這些觀點明確指出孟子與儒家的淵源，源于對孔子之孫子思的思想傳授，而孟子師承子思的因緣，又源于“近圣人之居”的地域因緣和孟母三遷的選擇。
其次，孟子重視儒家經典的運用，也體現出了鮮明的鄒魯文化特色：
雖然《詩》、《書》等儒家經典并非產生于鄒魯地區，但是，卻在鄒魯地區最受重視。如魯哀公二十一年，魯公與齊侯在諸子盟會時，齊人責備魯國拘泥于儒家禮書，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40]齊人對于魯人拘泥于儒家經典的批評，恰恰證明儒家經典在鄒魯地區的廣為傳誦。學術錢穆先生有精到的論述：“此為其時儒者傳習禮樂，故謂禮樂書曰儒書。而儒書多傳于魯。故仲孫湫曰：‘魯秉周禮。’祝佗言：‘伯禽封魯，分器備物而有典冊。’韓宣子言：‘周禮盡在魯’；《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中庸》孔子對魯哀公，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故知魯存周禮，其書即禮書，后世之所謂六藝也。而魯之學人，則傳習其書，嫻熟其事，……” [41]如錢穆所言，《詩》、《書》等典籍并非魯國特有，卻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與魯地有著深厚的淵源，其表現之一便是對儒家典籍的傳習，《孟子》中常涉及各種儒家經典如《詩經》、《尚書》、《春秋》等；后人論及《孟子》的學術特點，也會首言孟子與儒家經典的關系，例如宋代理學家朱熹就曾極力推崇孟子傳習六經之功：“夫總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 [42]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人們過去所津津樂道的孟子對鄒魯文化的影響作用，實則是孟子對這一地域的文化反哺。孟子不僅是鄒魯文化的參與者，更重要的，他也是鄒魯文化的受惠者，孟子的成長、游歷、學術選擇均與鄒魯地區密切相關，人們在評價孟子的學脈淵源是曾說：孟子之學“成于洙泗師友之傳” [43]， 如果視這一評價為鄒魯文化對孟子的哺育作用的總括，并非過譽。